若胡适滞留于大陆，在“五七”年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恐将成为首要打击对象。相较之下，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则难以与之匹敌。

1954年，针对俞平伯与胡适的批判，实际上许多人都受到了误导。对于胡适，人们难以捉摸其精髓，亦不明所以为何要批判他。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展，种种疑团才得以解开。

实际上，回顾历史，胡适并未真正遭受颠覆。那些发起批胡适的行动者，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胡适之子胡思杜之死尤为悲惨——他被定为准“右派”，最终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这实在令人痛惜。胡思杜当时尚年轻，年轻之人难免会犯下一些失策之举。

谈李大钊

自建国以来，中共党史对李大钊的记载长期存在回避。这一现象显然缺乏客观性，亦显得异常。李大钊与胡适同属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者。

相异之处在于，胡适心仪欧美文化，而李大钊则倾向于模仿苏联模式。李大钊坚信，只要能够拯救我中华民族，选择何种道路并非关键。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确信苏联的道路值得一试。

谈蒋经国

蒋经国亲身见证并经历了国民党所实行的独裁统治，对其中种种弊端及其造成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摒弃这种统治模式。

调整既有的体制，难免会触及某些群体的切身利益。蒋经国在此方面表现卓越，在改革进程中，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动荡。这样的成就殊为难得。

谈鲁迅

鲁迅往往将目光投向历代的传承，尤其聚焦于年轻一代；相较之下，当代之人多专注于自身与子孙。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洞悉自己在历史进步长河中的定位，以及对所谓意义与价值的认知，他们是一批为历史献身的志士，从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

在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所作为。然而，步入二十世纪初，唯有鲁迅独自深入思考，探寻解救我国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策。他可谓是那个历史大潮中，洞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孤胆英雄。遗憾的是，他的光芒犹如闪电般短暂，转瞬即逝。

追随着鲁迅的，多数人仅是得其表面，真正得其精髓者，唯有胡风。

谈冰心

冰心女士一生秉持着对“爱”的深切信仰。她的爱意，既深邃又超越了时代的界限，超越了政治的纷争，她自身亦如此。在她的岁月里，历任政府均对她表示了极高的尊重，未曾使她遭受任何困扰。

在众人的心目中，冰心被视为一位善良之人。若是对她有所为难，那便如同与一位善良者为敌，不容许任何善良之心的存在。似乎每个人都避之不及，不愿背负这样的恶名。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生动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图景，深刻地刻画了同期中国农民的形象。那时的农民，他们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生活困苦，显然无法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

这不过是一场生与死的舞台剧。

谈王实味

王实味的一生似乎充满了迷惘。他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就个案而言，王实味的生平并不具备深入研究的价值。人们之所以对他产生兴趣，其关注点并非集中在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天真、善良、理想主义。

谈舒芜

舒芜之节行有损。1955年，他竟将胡风致其的私人信件上交，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整肃胡风运动，这场运动导致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亲人失散，生灵涂炭。舒芜心中痛苦不已，并非因自己上交信件而使众多人遭受灾难，更令他遗憾的是，他并未因此获得所追求之物。舒芜于2009年辞世，享年87岁。此生实属不易啊！

谈郭沫若

不愿过多提及此人，但不妨略述其一二往事。1958年，他出版了一部诗集《百花齐放》，诗中每首描绘一种花卉，旨在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位学子在读完信后，便提笔写道：“郭老郭老，佳作寥寥。”阅毕此言，他心中不禁涌起对后生之爱的感慨，便回应道：“老郭尚非老，佳作亦稀少；老少共勉力，学习毛主席！”

“亲爱的江青同志，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您勇往直前，在文化战场上奋不顾身，让中国的舞台洋溢着工农兵英雄的英姿。”然而，他的命运亦颇为悲戚，两个儿子在“文革”时期不幸离世。

面对儿子的离世，他却无力伸出援手。步入晚年，他拿起毛笔，一遍又一遍地抄录儿子的日记，那份深情，既令人哀叹，亦令人同情！

谈陈寅恪

面对问题，尤其涉及历史议题，多数人往往踌躇不前，深怕言辞失当，恐成笑谈。然而，陈寅恪先生却异于常人。无论他如何表达，均能恰到好处，更常令众人感受到他处理问题的轻松自如，这源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人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也是他备受钦佩的一个重要原因。

谈张中行

张中行在晚年颇受瞩目，他的著作《负暄琐话》亦一时风行。继此之后，他又陆续推出了《负暄续话》以及《负暄三话》等作品。

言简意赅，无话则冗。对于那些应言尽言之处，他总是适时收束，点到即止，不再多言。

张中行所述那些看似“无用”的言辞，虽絮絮细语，却并不令人感到厌烦。而那些本应出口的“有用”之语，却往往到了嘴边又默默咽下，但读者心中早已“洞若观火”。

这便是所谓的“高手作文”，亦或是“高手作文”所采用的一种独特技巧。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之际，梁思成目睹了北京城遭受大规模拆除的惨状，不禁悲痛欲绝。在他心中，憧憬着在古老北京之外，再塑造一座崭新的北京城。一古一今，宛如扁担两端，日月交相辉映。然而，他的宏伟蓝图终被无情摒弃。

谈老舍

老舍先生，其人正直无邪，举止端正。自幼生于京城底层，对底层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因而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脍炙人口的杰作。老舍先生的文风，颇有曹雪芹先生的遗风余韵。

新中国成立之际，老舍由衷地感到欣喜，并坚定地表示支持。他随即拿起笔，以满腔热情赞颂新生的社会，创作出了《龙须沟》等作品。老舍的思想发生转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归国后，他惊讶地发现，众多昔日好友纷纷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如同冰心一般，他难以理解这一变化，此事对他造成了深刻的触动。及至“文革”爆发，老舍终于直面了冲击与挑战。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了不满，甚至升华为怨恨。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事物。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迈出家门，来到了太平湖。当老舍身处被批斗、处境艰难、最需要亲人的理解与支持以渡过难关之际，他的妻儿却选择将他抛弃，与他划清了界限。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通俗易懂，却蕴含深意，耐人寻味。1954年，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运动波涛汹涌，众多人不明真相，随波逐流，纷纷加入批判的行列。然而，随着历史尘埃的慢慢散去，人们逐渐从迷梦中惊醒，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谓的批判“俞”，不过是假象，真正的目标是胡适。

谈周扬

历经自身遭受打压，周扬方始领悟了挨整的痛苦，亦明白了悔过的真谛。丁玲至终不肯宽恕周扬，正是由于周扬曾对她施加了极度的压迫。在文艺界与理论界，周扬堪称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与胡风的矛盾，起初源于理论层面的分歧。

周扬持有观点，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彼此对立的，而胡风则认为启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救亡则是短暂的迫切需求。（这缘于日本入侵的背景，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事件，才催生了“救亡”这一紧急议题。）周扬所进行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反思，更是对整个那个时代深深的歉意。

他深刻认识到那个时代的错误，对那段历史予以了否定。这种认识实属难得。他晚年所探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等议题，亦是长期深思熟虑的成果。实际上，从某一角度而言，周扬既曾是“加害者”，亦曾是无辜的“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

“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昔日的中美院领导层，在批胡风、反右的浪潮中，表现尤为踊跃，对众多人进行了整顿。他们未曾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反遭一网打尽，尽数被牵连。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夏衍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受了打压。

所谓的整治原因，竟指责其为“电影艺术领域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实则这与他被诬指为“中美院的小台湾”无异，完全是凭空捏造、恶意陷害。

夏衍沦为游街示众的对象，屡遭大会批判、小会斗争，遭受侮辱和毒打。不久，他被投入了秦城监狱，长达八年七个月。在狱中，他的右腿不幸被踢断，然而却无人为他治疗，导致终身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一生结局无疑令人哀叹，然而在其权势鼎盛、位高权重之际，对待他人却是毫不留情，手段强硬，几近狂暴。尤其是在“反右”运动期间，他在民盟举办的针对章伯钧与罗隆基的批判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愤恨！我控诉！》的激昂演说，言辞犀利，火力全开。

实际上，吴晗当时的行径，并非仅仅是“形势所迫”所能解释，实则暴露了他完全丧失了廉耻之心。他根本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

吴晗之逝，固然是一场悲剧，然而亦有其必然性。他的作品，意图之明确，凡具慧眼者皆能一目了然。吴晗的《海瑞罢官》原本是遵从命令之作，亦或是迎合时势之作，他自己也未曾料到，竟会因此陷入罪责。

谈丁玲

曾有幸与丁玲有一面之缘，那是在1955年左右。那时的她，容颜憔悴，显得颇为苍老，宛如一位河北乡间的老妪。丁玲遭受打击，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她亦有其咎由自取之处。在她掌权之时，对待他人亦毫不留情。

建国初期，她便热衷于对沈从文进行批判，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越了郭沫若。然而，鉴于她与沈从文之间的交往或深厚情谊，这似乎是不应该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在当时，纵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堪称佳作，然而，更有诸多小说堪称卓越，却鲜有人向“斯大林”举荐。

谈邓力群

邓力群以“左”倾思想著称，甚至被尊称为“左王”。然而，在其晚年，他本应客观、公正地审视某些问题，却并未如此。对于那些已被历史证明的错误，他依然固执己见，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伪善者的行径。特殊的人生轨迹塑造了他宁为“左”倾而不愿右倾的性格，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遗憾。

谈曹禺

我曾多次目睹曹禺的风采，他身材矮胖，给我的印象并不像是文人，倒更像是一位商人。在曹禺的戏剧作品中，《雷雨》堪称佳作，它体现了作者厚积薄发的功力，而其他作品则显得平平无奇。不过，《雷雨》似乎存在剽窃之疑，其灵感源自戏剧巨匠易卜生的经典名作《群鬼》。曹禺创作《雷雨》时年仅22岁，天赋异禀自不必说。

曹禺与老舍同出一辙，在建国之后，均紧随政治步伐，热心投身于国家建设，深入生活实践。然而，正如曹禺所言，“收获颇丰，却头绪纷繁。”

周恩来命他创作以“民族大团结”为主题的画作，他于是绘制了《王昭君》一作，然而此画实难称得上佳作；当周恩来提出以“巴黎公社”为题时，他起初欣然应允，但随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笔触难以下移，最终竟然交出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印象是：本应无需悔过的他，却不断地进行忏悔；而那些最应忏悔之辈，却总是选择装聋作哑。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巴金现象”。巴金原本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深思熟虑，实在难以找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亦无法确定哪种政府形态才是优越的。

1921年春季，巴金曾言：“所谓‘政府’，实则是对人民自由的极大掣肘。自政府成立以来，我们的自由已然不复存在，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无不受到其干涉。”而英国哲学家戈德尔也曾断言：“无论如何，政府本质上带有邪恶之嫌，其存在越少，便越能接近理想。”

平心而论，这些言论虽蕴含着几分真理，却亦带有一定的偏颇。巴金在晚年因创作《随想录》而使得其整个人生境界得以升华。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堪称一部极具价值的作品。其深度与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相较，更是显得尤为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颇具韵味，尤其是那些缅怀故人的篇章，其中巧妙地融入了他对世间万象、人生百态的深刻感悟。

谈流沙河

流沙河，名不虚传。其人其文，均堪称上乘。即便是在被误划为“右派”后，他所反思的，亦非个人之痛，而是民族之盛衰。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细碎、难以拾起的小事入手，读来，仿佛那些小事正是你未曾留意过的日常。

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领悟到，他所叙述的并非琐事。这一点与沙叶新的写作风格恰成对比。沙叶新通常聚焦于重大事件。然而，尽管路径各异，他们最终却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历经“反右”运动的洗礼，张贤亮的心灵遭受了扭曲。他深信自己遭受了不公，亟需社会或他人的补偿。倘若“反右”运动的平反能够提前数年，或许张贤亮的名字便将不复存在。在其作品中，他构筑了一个虚构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却充满了污秽与丑恶。

张贤亮，无论是在个人品德还是商业行为上，均显得缺乏诚信。而他与被誉为“中国第一美妇”的宫雪花的交往，却真实地展现了他本来的面目。

谈曲波

曲波素来谦逊低调。在他的作品《林海雪原》中，他详尽地描绘了可述之事，而对不宜公之于众的内容则予以隐晦，这与《红岩》的叙事手法颇为相似。《红岩》中仅有一名叛徒甫志高，其地位微不足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这实则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

实为背叛者的，乃地下党在重庆的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然而，《红岩》一书的作者却未能直言其事。

《红岩》一书的作者将烈士们在生前所表达的强烈愿望与真挚希望凝练为八项建议，递交给党组织，却始终未曾对外公布。曲波曾率一支文工团深入深山密林，慰问军垦战士，然而，抵达后，那些女团员竟遭到抢劫。

曲波身材矮小，体态轻盈，腿部因战时受伤而略有残疾，步履蹒跚。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看似柔弱的文士，竟能在险峻的山林深处成功剿灭匪徒。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实则是一部悲剧。即便在晚年，他对这一点亦有所领悟，却始终不愿直面承认，亦不敢真正面对。承认之，痛苦至极；不承认，亦是苦涩。浩然晚年曾言：“我对早年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从未感到懊悔，反而为之感到自豪。”

实际上，这样的言论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在行刑前所言：“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这究竟是潇洒的真情流露，还是故作潇洒的掩饰？是愚昧无知，还是真正的豪迈？唯有当事人自己心知肚明，外界人等难以妄加评论。

一位平凡的文人，若意外获得了本不应得之物，亦或是所得之物远超其预期，心中难免会陷入混沌。在浩然任职北京作家协会期间，他对部分资深作家颇显不敬，尤其对老舍先生更是如此。

谈王蒙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并不欣赏王蒙。在解读《红楼梦》的文字中，王蒙的论述缺乏坚实的考证基础，学术价值也相对较低，因此他并不足以被视作一位真正的学者。

王蒙的人品评价似乎略逊一筹，相较之下，从维熙、邓友梅的品行更为突出，而张贤亮更是堪称楷模。

王蒙的生平历程，铸就了他独特的文学成就。他的小说中，政治色彩尤为鲜明。品读王蒙的文字，便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世事的深刻洞察与对人情世故的精湛把握。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颖过人，然而其智慧往往表现为小聪明。他所创作的诸多文字与故事，多源自于古代的笔记小说，稍加留意，便能轻易发现其源头所在。

沈从文遭际困境之际，黄永玉未曾亲临探望，亦未曾对外透露沈先生乃其表叔的身份。然而，随着沈从文声望日隆，每遇良机，黄永玉便宣称沈先生为其表叔，似乎他是沈先生最为亲近的唯一亲属。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书法颇具个性，特色鲜明。至于他的人品，诸如担任“卧底”时的“告密”行为，此处不宜过多评论。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或许他亦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具体情形不得而知，故难以妄加评说。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这座由徐悲鸿先生亲手创立的艺术殿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院的众多领导者，均出身于延安。然而，这些来自延安的领导者，对于所谓的沦陷区旧人，态度颇为轻蔑，乃至缺乏应有的尊重，即便是对于徐悲鸿先生，亦不例外。

谈江丰

在建国之初，江丰担纲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职务，担任院长一职。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然而，其立场颇为偏左，尽管如此，与周扬相比，江丰的“左”程度则稍逊一筹。然而，这两位资深的“左派”人物，却似乎难以和谐相处。

某日，周恩来将江丰唤至中南海。行将步入室内之际，江丰轻解大衣，将其搭在臂弯。周恩来察觉江丰踏入，起身相迎，微笑着对江丰说道：“请坐，请坐。今日邀你前来，正是为了化解你与周扬之间的纠葛。”

江丰闻言，顿时怒火中烧，他面向周恩来愤然宣称：“我有什么问题！”话音刚落，他转身便欲离去。此后，到了1957年，江丰及其他从解放区迁来的同僚们，亦相继被冠以“右派”的标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他及其同仁源自解放区（延安），日常间总流露出一种救世主的姿态。1984年，几位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远赴日本。在游览箱根的地下温泉之际，眼前那冒着腾腾热气、泛起层层浪花的温泉景象，令张光年先生忽然低声对从维熙说道：“维熙啊，这不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我们终于从地层的深处，涌动至了地表之上。”

维熙回忆道：“真难以置信，张光年竟会萌生如此奇异的念头，将我们这一代在五七年遭受苦难的作家，比作喷涌而出的地泉。”而接下来的话语更是深深触动了他内心的中枢神经。

张光年曾感慨道：“纵然当年我未曾亲自介入处理你们的右派问题，但身为一位肩负文学使命的老文化工作者，我自有一份责任在身——因此在热烈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心中常涌起一份难以言说的愧疚与自责。”事实上，在反右运动中，张光年虽未对从维熙有所直接干预，然而他对其他“右派”的处理则显得格外严厉。

谈吴冠中

吴冠中常言：“笔墨等于零。”然而，若没了笔墨，吴冠中的画作岂不亦沦为无物？实则，他的笔墨运用恰到好处，讲究至极。这正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吴冠中的作品多为小品，将他尊为大师，实难为众人所信服。

从美术史的研究视角出发，他的作品似乎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吴冠中起初专注于油画创作，却未能建立起显著的声誉，随后转而投身于国画领域。吴冠中所撰写的部分短文，文笔确实颇具特色。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堪称非凡。他彻底颠覆了人们追求在地上建立天堂的观念，亦或说是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思想。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若他能多享二十年、甚至十年的寿命，其影响力无疑将更为深远。

他的妻子先他而去（自杀身亡），子女们亦不认他，连见上一面的愿望都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