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速度确实令人惊叹。
从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形象。
到如今在全球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这种跨越式的转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各种解读层出不穷。
政治体制的优势？
经济政策的成功？
文化的韧性？
都曾被反复提及。
然而德国社会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汉斯·施密特博士却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甚至有些令人意外的视角。
他指出中国持续的生命力与现代的崛起与其历史上从未被某一种单一的宗教体系彻底覆盖深度捆绑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个论断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
激起了层层涟漪。
宗教这个看似关乎个人心灵慰藉的领域。
真的能对一个庞大文明的兴衰沉浮产生如此关键的影响吗？
汉斯·施密特博士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盛誉。
这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慕尼黑的学者。
骨子里似乎就流淌着对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好奇热血。
他在学术重镇柏林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
便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探索一个宏大命题：文明的兴衰密码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让一些文明如流星般短暂璀璨后迅速陨落？
又是什么让另一些文明能在时间长河中几经沉浮依然保持强大的韧性与生机？
为了寻找这个终极答案。
施密特博士在过去十几年间几乎成了文明的“行脚僧”。
他的足迹遍布全球最具历史厚度的角落。
站在尼罗河畔。
他凝视着古埃及法老陵墓的宏伟。
思考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复杂纠葛。
漫步于印度的恒河平原。
他感受着种姓制度在宗教外衣下延续千年的沉重。
徘徊在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阴影下。
他解读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与教权王权争斗的残酷代价。
他从不满足于书斋里的理论推演。
而是带领一支精干的国际化团队深入实地。
团队成员各有所长。
有的精通古老的楔形文字或甲骨文。
有的则是数据建模分析的顶尖高手。
他们采集第一手的碑文典籍民俗记录。
用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态度。
结合现代社会学的大数据分析方法。
试图从历史的尘埃中剥离出清晰的规律。
正是在这种全球视野的反复对照中。
中国这个“异类”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研究版图上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一个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
并在近现代展现出惊人爆发力的国度。
施密特博士的团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庞杂的数据中梳理出一个清晰关键的脉络。
纵观中国漫长的文明史。
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浮现出来。
这片土地孕育了丰富多元的思想流派。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百花齐放。
它也容纳了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
却从未让其中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演变为覆盖全民族的强制性的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信仰体系。
这不是偶然的缺失。
而是历史路径选择的结果。
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时代。
那是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也是一个生存压力空前的乱世。
诸侯国面临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救赎问题。
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死存亡挑战：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吞并他国？如何在惨烈的竞争中活下去？
生存的现实压力迫使各国统治者及其智囊们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世俗层面。
从管仲子产到商鞅李悝吴起。
奖励耕战改革土地制度完善法律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积累财富训练军队……
这些能直接转化为国家实力的“硬通货”。
远比向神灵祈求庇佑来得实际和迫切。
实用理性主义在那个时代就深深植根于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中。
统治者们对祭祀天地鬼神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
但绝不会允许神庙势力干预国家大政方针。
更遑论分享统治权柄。
“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已初见端倪。
秦帝国的建立将这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世俗理性推向了顶峰。
始皇帝横扫六合书同文车同轨推行郡县制。
依靠的是严密的律法体系和高效的官僚机器。
他焚书坑儒。
打击的是那些可能挑战帝国统一思想的学说尤其是强调复古的儒家。
而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宗教。
法家思想成为统治的核心支柱。
强调的是规则秩序赏罚分明。
一切围绕着帝国的稳固与皇帝的绝对权威运转。
宗教活动如祭祀山川在国家生活中退居为一种礼仪性的存在。
服务于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而非独立的政治力量。
汉代的“独尊儒术”常常被误解为类似西方的“国教”确立。
但施密特博士的研究团队通过细致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将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
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有利于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世俗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治理方案。
这套方案的核心在于“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教化万民”的教育理念。
“仁政德治”的统治理想。
以及“选贤任能”官僚选拔方式的雏形察举制。
它规范着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关系。
维系着庞大的农业社会的基本稳定。
尽管儒家后来被披上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色彩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但其内核始终是入世的实践的关注现世社会治理的。
皇帝尊孔子设太学。
本质上是在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整合社会巩固皇权培养合格官僚的工具。
儒生们通过研习儒家经典得以进入官僚体系。
成为皇帝的雇员。
而非独立的祭司阶层。
儒家思想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一套精深博大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体系。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教条。
它没有发展出严密的教会组织。
没有排他性的唯一真神信仰。
其最高权威不是彼岸的神祇。
而是现世的君王天子。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到了大唐盛世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寺庙林立高僧辈出信徒众多。
甚至皇帝本人也多有崇信者如武则天时期。
唐代佛教的繁荣程度在整个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辉煌。
然而即使在这种空前繁荣的情况下一个关键的原则从未动摇：宗教不得干预世俗政治的核心权力。
朝廷可以慷慨地赐予高僧大德“国师”“帝师”等尊贵称号。
可以拨付巨资修建宏伟的寺庙。
可以允许佛教思想渗透到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
但是国家的决策权军队的指挥权官员的任免权赋税的征收权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权这些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始终牢牢掌握在世俗的皇帝和他统领的文官武将手中。
宰相六部地方官员构成了这套管理体系。
僧侣集团在政治上从未获得类似中世纪欧洲教皇或某些伊斯兰国家宗教领袖那样的独立权力和行政管辖权。
《唐律疏议》等国家法典对所有宗教团体和个人都有明确的约束力。
皇帝可以崇佛。
也可以因为经济或政治原因如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影响国家财政和兵源发动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如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
这本身就证明了世俗政权对宗教力量的绝对主导地位。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其发展轨迹也遵循着相似的逻辑。
帝王们可能沉迷于炼丹以求长生不老。
皇家可能热衷于举行盛大的道教斋醮科仪。
道教的神仙谱系和修炼方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民俗。
但同样这些活动从未动摇国家治理的根本。
皇帝炼丹求仙是个人行为。
当他回到朝堂之上处理军国大事的依据依然是现实的政治考量和官僚体系的运作。
道教的宫观体系同样受到政府的监管。
其领袖的任命也常需世俗政权的认可或册封。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政教合一”政权。
也没有产生过能架空皇权的“神权政治”。
这种独特的“非单一宗教覆盖”模式其优势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清晰可辨。
首要的优点就是避免了宗教教义的僵化对文明整体适应性的束缚。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被一种高度系统化排他性强的单一宗教所严密覆盖时。
其教义律法社会规范往往被视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天启真理”。
社会的变革制度的调整新知识的吸收常常会与固有的宗教信条发生激烈冲突。
改革举步维艰。
文明可能因此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凌驾一切不容置疑的单一神圣体系束缚手脚。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在治国理念和策略上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调整空间。
他们可以根据现实需要相对灵活地吸纳融合调整甚至更迭主导的思想资源。
从法家到儒家的转换。
以及后来儒家内部理学心学的演变都是如此。
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如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也是基于现实考量。
这种实用主义的灵活性是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飘摇遭遇无数次重大危机而依然能够浴火重生延续主干脉络的关键性“减震器”。
五胡乱华五代十国蒙元入侵满清入关都未能中断其文明核心。
其二。
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世俗国家的掌控力和社会秩序的优先性。
在中国宗教更多地被视为个人精神领域的寄托和民间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所谓“神道设教”也有安抚教化民众的作用。
它服务于社会伦理的维系和个体心灵的安顿。
但绝不能挑战国家法律和公共秩序。
法律明确保障个体有信仰何种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历史上总体相对宽容虽有局部时期排佛或教案冲突但无系统性宗教迫害。
但任何宗教活动宗教组织都必须在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
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事。
皇帝及其代表的官僚体系是世俗世界的最高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
“王法大于教法”是根深蒂固的原则。
这种清晰的边界划分使得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处理那些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事务。
无论是开凿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这样的大型国家工程。
还是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具建立常平仓体系以平抑粮价这样的民生举措。
抑或是建立和完善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官僚选拔机制。
其决策和执行的效率都较少受到来自强大的有组织的宗教势力的系统性干扰或掣肘。
国家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可以相对集中地投入到这些能直接增强国家实力的领域。
经济军事行政能力。
唐宋时期民间信仰极其活跃。
土地庙城隍庙宗祠遍布城乡。
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政府强力推行赋税改革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官僚系统运转。
宗教在此扮演的是社会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
而非国家政治机器的方向盘。
元朝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
清朝皇室信奉萨满教并尊崇藏传佛教。
但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治理庞大的帝国尤其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地必须依靠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成熟的文官行政体系和律法制度。
宗教是维系其民族特性和部分边疆地区稳定的工具。
而非治理核心区域的主导原则。
这种灵活性确保了在多元文化与信仰并存的同时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力不会被削弱。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及其优势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世界其他古老的文明中心。
施密特博士团队五年多的全球对比研究揭示了“单一宗教深度覆盖”模式常常带来的结构性困境。
古埃及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其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法老被视为“神的化身”如太阳神“拉”之子的神权政治体制催生了一个庞大而强大的祭司集团。
他们不仅掌管着复杂的宗教仪式。
更垄断着知识尤其是象形文字的书写与天文历法知识。
控制着大量的神庙地产和财富。
法老的权威固然神圣。
但其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祭司集团的支持和维护。
当法老阿肯那顿也称埃赫那吞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试图推行激进的一神教改革只崇拜太阳神“阿顿”打击传统阿蒙神祭司势力时。
遭到了旧宗教势力极其强烈的反弹。
他死后改革迅速被废除。
国家陷入严重的动荡和内耗。
埃及的国势由此开始显著下滑。
强大的祭司阶层成了阻碍社会变革消耗国家资源的保守力量。
古代印度的情况则呈现出另一种困境。
以婆罗门教后演化为印度教为核心的种姓制度。
用一套严密的宗教教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壁垒森严的等级。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不可接触者”达利特。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婚姻关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其出生时的种姓决定。
并通过“业报轮回”的宗教观念使之神圣化永恒化。
这种制度虽然为社会提供了超稳定的结构。
但也彻底锁死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底层民众被剥夺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被极大地压抑。
即使后来佛教兴起反对种姓制度也未能彻底撼动其根基。
中世纪欧洲则是政教二元权力结构冲突的经典案例。
基督教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教会的势力迅速膨胀。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教皇逐渐成为西欧精神世界乃至部分世俗政治事务的最高权威。
教廷与世俗君主国王皇帝之间围绕着主教叙任权司法管辖权税收权等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激烈斗争。
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卡诺莎之辱”。
这种教权与王权的深度纠缠和频繁冲突造成了西欧社会严重的分裂和内耗。
无数资源被投入到十字军东征镇压异端教派战争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博弈之中。
大大分流了本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治理改善的精力。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政教之间的深度博弈和抵牾是导致西欧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当代。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
中国展现出的发展速度堪称“压缩式现代化”的奇迹。
从1978年起步。
到2025年的今天。
其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数亿人口摆脱贫困。
城市化率从不到20%飙升至70%以上。
高铁网络从无到有短短十几年间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一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七成左右。
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普及率全球领先。
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从过去的追赶者逐步成为某些领域的并跑者甚至领跑者。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施密特博士敏锐地指出这种爆发式的持续的崛起动力与其历史上形成的并在现代得以延续强化的“宗教不深度干预国策”的基本格局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这并非否定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
恰恰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明确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主要宗教在中国都依法开展活动。
但这种自由有着清晰的边界：任何宗教信仰和活动都不得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干涉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事务。
换句话说宗教被界定在个人信仰和特定社会文化活动的领域内。
社会整体的稳定的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全与现代化目标始终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国家力量投入的最高优先级。
这种设定带来的最直接优势就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高效性。
无论是基础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巨大的农业生产力。
还是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世界级的高铁系统巨型港口机场跨区域调水工程特高压电网。
亦或是涉及亿万人口迁徙流动的城市化战略脱贫攻坚战役产业升级转型政策如“中国制造2025”。
其决策的集中程度和各级政府的贯彻力度在当今世界大国中是罕见的。
这些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得以高效推进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在于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来自有组织的基于特定教义的系统性阻力相对较小。
国家的意志和资源能够较为顺畅地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反观同期世界其他一些地区遭遇的困境更能凸显这一点。
中东地区一些国家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如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深刻分歧与历史恩怨。
常常与复杂的部族矛盾地缘政治博弈石油利益争夺纠缠在一起。
使得国家内部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甚至战乱如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
教派冲突不仅吞噬了大量无辜生命摧毁了家园和基础设施更使得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几乎完全停滞国家重建步履维艰。
在南亚次大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信仰群体间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构成了印度社会长期难以愈合的裂痕。
这种宗教分野深刻影响着政治版图政党往往带有浓厚的教派色彩社会关系社群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司法案件的处理如涉及宗教情感的案件。
不同宗教社群在涉及自身利益问题上的博弈与角力往往导致重大国家决策如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教育政策调整陷入冗长的争论和复杂的平衡。
政策出台缓慢执行效果打折整体治理效率受到显著影响。
这些地区的情况虽然各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
但宗教因素深度介入政治和社会治理与复杂的民族部族利益矛盾相互交织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极大地拖累了发展的步伐。
在中国难题当然也层出不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
但在处理这些挑战时社会的主流共识政府的行动基准始终是围绕着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推动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等现实的世俗的目标来展开的。
宗教议题很少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核心焦点或政策制定的主导性障碍。
这种对现实问题的聚焦能力是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
施密特博士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务实理性”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发扬。
施密特博士近年来将其关于中国宗教政策与文明韧性发展动力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辩论。
他的核心结论清晰而有力：中国之所以能够历经无数劫难而文明主干不坠并在现代世界展现出令全球瞩目的复兴速度和力量。
其历史上形成的“不被单一宗教深度覆盖和捆绑”的国家—社会—宗教关系模式发挥了极其关键甚至可能是基础性的作用。
他将这种模式的成功归因于一种强大的“理性与人文精神”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主导地位。
这里的“理性”主要指代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经验总结实践检验的实用主义精神。
而“人文精神”则强调以人为本关注现世民生福祉社会和谐与伦理秩序而非将终极关怀完全寄托于彼岸世界或超自然力量。
这种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之中如“民为邦本”“敬天保民”“经世致用”。
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正是这种强大的理性与人文精神使得中国能够相对有效地规避许多文明因陷入宗教教义极端化神权政治僵化或教派冲突内耗而导致的停滞衰退甚至崩溃的陷阱。
施密特博士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崛起绝非偶然的“经济奇迹”而是其深厚文明底蕴尤其是这种独特的以务实理性驾驭国家发展的传统在全球化与工业化时代的一次强有力的迸发。
这种传统为处理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元素包括宗教信仰提供了框架将各种力量引导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生改善的大方向上。
施密特博士的研究并未止步于中国。
他敏锐地意识到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展现出某些相似的特征：虽然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神道教佛教天主教等。
但世俗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重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用导向同样显著。
这是否意味着东亚地区在应对宗教与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着某种共享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基因或历史经验？
这种模式对于其他正在寻求发展道路的后发国家又有何启示？
这些正是他和他的团队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
展望未来施密特博士对中国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他认为只要这种根植于悠久历史的务实理性传统能够得以保持和不断调适更新不被非理性的狂热或僵化的教条所取代那么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将是大概率的事件。
从古埃及金字塔下掌握神秘力量的祭司到紫禁城中统御天下的中国皇帝宗教对于人类社会形态和文明走向的影响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与争议的宏大命题。
汉斯·施密特博士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这个古老而常新的文明提供了一把独特的钥匙。
他的观察发人深省：中国之所以能在现代世界的跑道上加速前行也许恰恰在于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避免了被任何一种宗教体系完全“套牢”从而为自己的发展预留了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自主空间。
这并非否认宗教信仰的价值或精神追求的意义而是揭示了在复杂的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层面保持世俗理性的主导地位清晰划定宗教活动的边界对于释放一个社会的创造潜能和发展活力可能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这种模式的是非功过自然可以继续争论但无疑为我们思考国家治理文明韧性与宗教信仰之间那微妙而深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参照系。
也许如何在确保精神自由的同时避免信仰的藩篱阻碍了前行的脚步是所有寻求繁荣与持久的文明都需要面对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