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有一段关于领导权的较量，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走向，那便是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复杂的关系。王明曾试图挑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康生也曾卷入其中，历史的真相在时光的沉淀下愈发清晰。1931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逐渐掌握重要权力 。当时的他，凭借着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熟稔，以及能说会道的口才，在莫斯科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然而，王明虽熟读理论，却严重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对国内的复杂形势认识不足。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他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深知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他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红军和群众中威望极高。王明一心想将自己从莫斯科带来的“左”倾教条主义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毛泽东的做法不符合“正统”的马列理论，多次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排挤。1931年，王明在离沪赴苏前，接连给中央苏区发电报，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试图打压毛泽东的影响力。1937年11月底，王明带着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光环回到延安，同行的还有康生。此时的王明，更加野心勃勃，想要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一系列右倾错误主张，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不尊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外发表宣言，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大有与延安党中央分庭抗礼之势。康生起初是王明的追随者。他目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上台，便迅速投靠王明。在苏联期间，康生多次吹捧王明，甚至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

但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王明的错误主张逐渐在实践中碰壁。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方向，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却使党在工作中面临诸多困境。善于见风使舵的康生，敏锐地察觉到继续紧跟王明已无前途。于是，他转而拥护毛泽东。他在西北局的干部会议上，声称自己在莫斯科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将自己伪装成反王明的“英雄”，从而骗取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真正让王明争夺领导权的企图破灭的，是1938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一指示如同一锤定音，让党内同志更加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在随后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他凭借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王明，虽有短暂的影响力，但因其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黯淡。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正确领导道路上的曲折历程，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政党的领袖，必须是能够扎根于本国实际，引领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