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自一月十二日以来，我始终期盼能与您见面，向您寻求援助。然而，鉴于当时群众正激烈地批判我们的错误路线及其严重后果，我对于是否适宜直接求见主席心存疑虑，因而深感忧虑。近期拜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后，我意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似乎已经明朗。在此情形下，我迫切希望能够面见主席，以便亲自聆听您的教诲。若主席认为时机适宜，请您随时通知我，我将静候您的指示。”
信呈毛泽东后，未获即复。
五月的一个清晨，汪东兴拜访了邓小平的寓所，向邓小平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动态。他告知邓小平，毛主席刚刚重返北京，希望他能够前往探望。此外，汪东兴还转达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首先，需保持耐心，切勿焦虑；其次，刘、邓二人可以各自行动；最后，如有任何事宜，可直接致信毛主席。
“需忍耐，切勿急躁”，这无疑体现了他对邓小平政治命运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指示邓小平遇事可写信与他沟通，这不仅是因为他期望目睹邓小平思想的转变，更是出于对邓小平的一种关照与保护。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避免了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结局，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邓小平后来说：“他们（林彪、江青等人--编者注）是非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但是毛主席保护我”。
毛泽东与邓小平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我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正式访问。
毛邓中央全会
邓小平后来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在党内高层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在随后的数日里，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全会小组会议及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上，均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物，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会议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邓小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亦鲜再被提及。刘少奇、邓小平两位同志被责令于即将召开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
鉴于原定的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已取消，会议改为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与邓小平的检讨内容亦随之调整，安排在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举行。
二十一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就检讨稿事宜进行了说明：“主席，该稿是为后天（二十三日）工作会议准备的检讨内容，其核心内容依旧遵循了原先准备组会议的讨论，但亦对文字及部分内容进行了微调。特此呈上，恳请审阅，并赐予宝贵意见。”
毛阅后，感慨写下。
小平同志：按照此前的内容继续宣讲。不过，在第九页的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不妨加入一些鼓舞人心的语句。比如，在大家的积极支持和我的不懈努力下，我对纠正错误充满信心。请各位同仁给予我时间，我必将重新振作。历经半生革命，即便遭遇挫折，难道就甘心一蹶不振吗？
毛泽东还把题目“初步检讨”的“初步”两字删掉了。这表明，毛泽东虽然一再地批评邓小平的“错误”，可他内心对邓小平是有保留的，他并不希望邓小平“一蹶不振”，还是希望他能够“站起来”。
十月二十四日，分组会议正式展开对邓小平同志检讨书的讨论。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领导同志纷纷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讨论的声浪不断高涨。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对邓小平流露出了独有的不满情绪。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他耳朵失聪，听力不佳，总是故意与我保持距离，仿佛对我敬而远之。”“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整整六年，他从未主动来找我。”
毛泽东的言辞，映射出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在一度时期内所显现出的某种距离。这种距离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若干重大问题在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譬如，在纠偏“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偏差，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均一致赞同并力挺实行包产到户等创新举措与对策。
在探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议题上，邓小平显然对毛泽东所主张的以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持不同看法。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展现出了相对“消极”的态度，且多次坚持派遣工作组以“阻碍”运动的进行。
另一点原因在于：自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人被划分为一线与二线，毛泽东同志转至二线，而邓小平同志，作为一线主持工作的重要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向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汇报有所减少。
但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保留的，对刘少奇也不是“一棍子打死”。
“应给予他们改过的机会，革命的权利。有人说我采取折中态度，我确实如此。”
十月二十五日，在全体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表示：“关于北京的问题，目前可以说已基本得到解决。”“……至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亦不能全然归咎于他们，其中也有其缘由。”
邓小平致信恳请与毛泽东会面：内心渴望亲自聆听您的教诲，心情尤为急切。
汪东兴造访邓小平府邸，传达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首先，务必保持耐心，切勿急躁；其次，刘少奇与邓小平可以各自行动；再者，如有紧急事务，可直接致信毛泽东。
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达到林彪、江青一伙彻底打倒的目的。
他们不顾毛泽东初步作出的刘、邓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的结论，加紧煽动舆论，挑唆造反派，进一步掀起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他深怀对政治生命的珍视，迫切地期待着申诉的机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唯一可行且他唯一能采取的行动，便是向毛泽东写信。
四月三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自一月十二日（于家中遭遇中南海派来的造反派围攻与批评——编者注）以来，我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愿望，那便是能见到您，向您寻求援助。然而，鉴于此时正值群众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劣后果进行激烈批判之际，我不禁思考，此时求见主席是否为适宜之举，因而心中充满忧虑。近日拜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深感我犯错误的性质似乎已经明朗。在此情形下，我迫切希望能够当面聆听您的教诲。若您认为时机适宜，请随时告知我前往的时间。我将静候您的指示。”
信呈毛，未获即复。
五月某日，汪东兴莅临邓小平寓所，向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动向。毛主席已经返回北京，特命邓小平抽空前往拜访。汪东兴续道，毛主席还特别叮嘱他转达三事：首先，需耐心等待，切勿焦虑；其次，刘、邓二人可考虑分居两地；最后，若有任何事务，可直接致信毛主席。
“需耐心等待，切勿急躁”，这无疑彰显了他对邓小平未来政治命运的深切关怀。
毛泽东命邓小平遇事以书信形式向他陈报，此举既体现了他期望目睹邓小平思想轨迹之“变迁”，亦是对邓小平的一种周到关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关照，让邓小平在极度危机之际成功避开了“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悲剧命运，免于遭受刘少奇那般的不幸，同时亦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预留了空间。
邓小平后来说：
“他们（林彪、江青等人--编者注）是非打倒我不可，打倒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但是毛主席保护我”。
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所述，汪东兴将邓小平渴望面见毛泽东的请求转达给了毛泽东。在某个深夜，毛泽东邀请邓小平至其住所进行交谈。这场谈话持续至破晓，毛泽东的态度和蔼，批评之词亦非严厉，这让邓小平倍感宽慰。
失去行动自由后邓小平提出再见毛主席一面
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们交流时指出：
“我认为有必要将他与刘少奇做出明确区分，同时探讨如何将刘、邓二人分离开来。”
虽然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保护之意，但林彪、江青等人和造反派加紧了“彻底打倒”邓小平的步伐。
十九日，造反派冲入邓小平家抄家。
七月二十九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以开支部会的名义又一次批斗邓小平，还对邓小平进行体罚折磨，并宣布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
八月五日凌晨，谢富治、戚本禹同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的造反派谈话，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把刘、邓、陶批深、批臭，彻底打倒。这以后，邓小平已完全失去行动自由，在中南海的家里被监管。
1967年，在江西那段艰苦岁月中，邓楠喜得爱女，取名眠眠，邓小平荣升外公之位。他的面容虽依旧沉静，却难掩那份难得的欣慰之情。
武健华，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前任副局长，在回忆往事时提及：原本在七月中旬，毛泽东即将离开北京前往外地之际，曾召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举行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对刘、邓二人进行背靠背的批评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不应采取面对面的批斗方式。
九月十七日，邓小平接到了一封来自造反派组织“首都无产阶级揪斗邓小平联络站”的限期答复信，信中提出了十个问题要求他作出回应。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小平于次日致信汪东兴，表达了他迫切希望能够再次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在阅读完此信后并未作出回应，而是将批示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传阅。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依旧未变：他既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同时亦保留着一定的底线，给予一定的空间。
在九月十九日对中南地区进行考察时，毛泽东与杨成武、张春桥等人讨论中共九大事宜时指出：“在选举中央委员的过程中，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我认为应当有所区分。邓小平同志曾参与过战斗。那么，他是否适合担任中央委员？你们认为呢？”
9月20日，在与武汉军区及湖北省的领导层会面时，他提出：“邓小平可能需要得到保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推选他为党中央委员？你们的意见如何？”“请大家讨论一下，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中，有哪些人选适合担任中央委员，邓小平无疑是一个突出的榜样。”
杨成武，当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事后亦曾回忆道：在毛泽东此次外出巡视期间，他曾提出，待明年春“文化大革命”落幕之后，紧接着召开九大，旨在让老一辈革命家重获自由，众多同志有望成为代表或中央委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
11月5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泽东就党的九大及党派问题与成员们进行了交流。他提出：“邓小平需要受到批判，请军委着手准备相关文章。”然而，紧接着他又指出：“我的看法是，还需将邓小平与刘少奇进行区分，探讨如何将刘、邓二人分开处理。”
邓小平亲笔致信汪东兴，诚挚表达：我最深的愿望，便是得以继续留在党内。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数次提起过邓小平。他说：“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继续肆虐。林彪、江青一伙已不满足于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和公开揪斗，希望像对刘少奇那样对邓小平进行立案审查，以罗织更多的罪名，使他在政治上永不得翻身。
三月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向毛泽东及林彪汇报，指出大量涉及邓小平的揭发材料无处妥善保管。毛泽东仅是应允在“贺龙专案组”内部设立专门小组来收集整理与邓小平相关的资料，并未同意设立独立的“邓小平专案组”。然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心怀叵测，便借此机会加速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
自1968年4月起，一场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随之而来的是逼供信的泛滥，使得人人自危，政治氛围愈发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请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当然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也就是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数次提起过邓小平。他说：“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在六月与七月之际，邓小平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表达了会面或寻求毛泽东指示的愿望。在信中，他还特别引用了自己撰写自传材料中的结语：“我最大的愿望，便是能留在党内，成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我恳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给予我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让我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给予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邓小平深谙，只要能够维持党籍，继续留身党内，他面临的难题便有望得到化解。同时，他亦意图通过这频繁的书信往来，维系与毛泽东的深厚关系。
九月间，我国各地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旨在梳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宝贵经验，并为党的九大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于十月中旬至下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于十月十三日的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便明确指出：
“提及邓小平先生，我常常为他发声，原因在于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均勇敢地对抗敌人，且经查无任何历史问题，诸如叛变、自首等嫌疑。”
“他的意图是希望保留其党籍，避免被开除，若能有所作为则更为理想。提及到具体工作，众多同志纷纷摇头。我则表示，即便是大项工作也颇为棘手，至于让他负责室内资料的整理，这样的任务显然是可行的。”
看得出，毛泽东讲这些话是要为邓小平的问题先交一个“底”。
在会议进程中，部分人士主张剥夺邓小平的党籍。对此，在闭幕式的第三十一日，毛泽东再次表达了他的看法：“邓小平同志，大家若要开除他，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认为，此人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应有区分，实际上也确实存在差异。开除一名党员固然易如反掌，举手之间即可成事。但我建议我们还是应持审慎态度。无论如何，将来若你们决定开除，那也是可以的！待到适当的时候，便可执行此决定。”“我的思想可能略显保守，不合你们的胃口，但不妨为邓小平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明确表态，保住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
